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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，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。南方杂志社、南方+党建频道平台特此推出《南粤先锋》专栏，讲述南粤党员故事，讲解党建知识，树立先锋形象，敬请垂注。
广东抗战事迹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
朋友们，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的一首名为《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》的诗？这首诗是这么写的：水尽粮空渡海丰，敢将勇气抗时穷。时穷见节吾侪责，即死还留后世风。字里行间，流露出置生死于度外的豪迈气概。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，正是与这首诗有关。那是被誉为抗日以来最伟大的抢救——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。
83年前，一场“营救奇迹”震惊中外：在日军占领香港几个月后，超过800名文化精英、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，在党的领导下突破日军封锁，安然出现在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。
故事得从1941年冬天说起。日军偷袭了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短短几个小时后，日军就把矛头对准了香港，12月25日，香港全面沦陷。此前，数百名从上海、重庆、桂林等地撤退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，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，遭到日军搜捕，他们贴出布告，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必须到“大日本军指挥部”或“地方行政部”报到，否则“格杀勿论”。为躲避日军搜捕，何香凝搬到蔡廷锴将军家，邹韬奋搬家6次、茅盾搬家4次，处境十分危急。
党中央发来急电，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做好准备，组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展开营救。周恩来亲自指挥，规划撤退路线。
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很快行动起来。地下党员根据廖承志提供的营救对象名单，开始在香港分批寻找、联络转移人员。但要在日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眼皮下，把分散隐蔽的文化名人们集中起来再转移出去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
经过周密部署，一场规模庞大、艰难曲折的秘密大营救拉开了序幕。1942年1月9日，第一批文化人士开始撤离。邹韬奋、茅盾夫妇等20多人，换上广东人常穿的“唐装”，挎着小包袱，装作逃难的样子，在游击队交通员秘密护送下，绕过日军的岗哨，到达铜锣湾避风塘渡口。
后来茅盾在《脱险杂记》里提到，偷过港九的封锁线得坐小筏子，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，敌人在海边有布岗哨，看见偷渡的筏子就要射击，而在海上还有巡逻电艇，也是对付偷渡人员。因为船只不够，加上日军对海上进行了严密封锁，人员不可能全由水路撤退，大部分营救对象必须从陆路撤走。他们先由武工队员护送，分批从港岛秘密渡海，安排到设在九龙的秘密交通站。
1942年1月11日清晨，邹韬奋等人到了九龙秘密交通站。在短枪队护送下，悄悄越过日军的封锁线，走了两天，终于到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，成为第一批被成功营救脱困的人。
经过四天四夜的跋涉，13日，最先出发的茅盾一行人终于到达白石龙村。白石龙村是陆路营救路线上文化名人回到内地落脚的第一站，为迎接大批被营救人员的到来，白石龙村的党员和全村青壮年配合游击队，在山上建起了“山寮招待所”，安排自卫队巡逻、站岗放哨，组织担架队接应伤病员，组织村民运送大米、柴草。小小村落一时比往日热闹了许多。邹韬奋等人后来回忆起在游击区过除夕的情形，依然十分激动，大家收到慰问品时，一边鼓掌一边掉眼泪，看着，笑着，想着延安的党中央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随着从香港转移出来的文化人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白石龙村，“山寮招待所”已容纳不下，部分体弱多病者被转移到更加隐蔽的龙华阳台山上，更多的人则分批由游击队员和地下交通员武装护送，躲过日伪顽军的耳目，一站接一站从田心、茶园、惠州、老隆、韶关，转移到内地大后方。
1942年2月14日，农历除夕的早上，茅盾夫妇、廖沫沙、胡风等20余人从秋长茶园一带出发。可那天偏偏赶上下雨天，路被破坏得全是深坑。茅盾夫人不小心掉进两丈深的干涸河道，廖沫沙回忆说，幸亏护送的战士很勇敢很敏捷，他们沿着河走不多远就发现缺口斜坡，迅速下河把沈夫人扶上来了。这是脱险前最紧张、最惊险的一幕。一行人走了10多个小时，到大年初一凌晨才进惠州城，被悄悄安排在东湖旅店。
为了不引人注意，第二天一早，一部分人又转移到水东街的“东和行”，在那儿等着坐船前往河源老隆。正月初三，茅盾等20余人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老隆，终于抵达了大后方。
还有些文化名人因为在香港名气大，容易被认出来，还有些年老体弱，经不起翻山越岭。廖承志就安排他们走西线，从香港到澳门再去桂林，范长江、夏衍他们几十人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作为第一批撤离香港的文化名人之一，邹韬奋本来也是准备到桂林去的。但是，国民党命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他的行踪，扬言“一经发现，就地惩办”。无奈之下，邹韬奋到达老隆后，只能在地方党组织的安顿下到梅县江头村隐蔽了几个月，再辗转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护送到上海敌占区，最后渡过长江进入苏北根据地。作为最后一位成功获救的文化人士，邹韬奋的脱险，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取得了全面胜利。
这场大营救，前后持续了半年多，总共救出了300多名各界爱国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，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计800多人。不光如此，“大营救”还救出了一些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，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。
这么多人，足迹遍布11个省市，走了上万里，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，竟然没有一人伤亡、没有一人被捕。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大批文化精英，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，被茅盾称为“抗战以来最伟大的‘抢救’工作”。
大营救何以称之为“伟大”？因为它不仅营救了文化名人，也抢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。何香凝、柳亚子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夏衍、范长江、蔡楚生、司徒慧敏……翻看获救名单，几乎汇聚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“半壁江山”。他们当中，有非常多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他们在抗战期间及之后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，成为新中国文学、艺术、新闻等领域的奠基人。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“茅盾文学奖”“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”“长江韬奋新闻奖”等，至今仍是文化界的崇高荣誉。
这场大营救虽没有枪林弹雨，但零伤亡零被捕的奇迹背后，是军民同心筑起的血肉屏障，更是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对文明火种的拼死守护——枪杆子护着笔杆子。笔杆子唤醒更多人拿起枪杆子，我想，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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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讲述人】魏权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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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章来源】“粤讲粤政”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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